当然，二审法院认定该案属于防卫过当也并非不可，毕竟于欢母子确实遭受了一些不法侵害，但对防卫过当到何种程度却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仔细研判案件事实及其内在因果关系，不能被不法侵害非法拘禁之类的法律概念冲昏头脑。

道义逻辑就是由封·莱特命名的。[37]如果规定依照某个行为（行为C）积极确定的义务性规范被称为（实施行为C的）命令。

在推理过程中，义务是第一位的，请求权出现在最后，其间内容经历了两次否定，形式经历了三次否定，这决定了义务与请求权的关系：请求权是对义务另一种形式的回归，或者说，两者在内容上是相反的，在形式上是相对立的，两者的关联性可以从内容上加以理解。而逻辑演绎构建的理论体系则是倒金字塔式的。目前正欣欣向荣的人工智能科学必能使法律元语言的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特权是指通过免于被施加义务，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40]即是自由，萨姆纳干脆不再用特权而改用自由概念。由责任可以推导出权力。

萨姆纳认为，在霍菲尔德的八个概念之上还有更为基础的概念，即规范的基本模态。一元论者凯尔森就指出：我要你做某事这样的规范不能仅从心理学上理解其主观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具有客观意义。而要否定某一行政法律行为的效力，必须由有权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才能实现。

具体而言，对刑事、民商事、行政三大审判，在思维方式上要分别注意以下几方面。同时，在判决和调解的关系上也更加强调调解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案件中应调解先行，不然矛盾化解不了，不仅判后难以执行，当事人之后也难以和谐相处。在法治实践中，可预测性不仅仅是通过法律规范实现，更多是要通过裁判文书、裁判结果来进行预测，所以裁判要给社会一种指引，告诉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但对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而言，一旦作出投资决定后即难以预测公司的未来发展，更无力制约大股东。

五是统筹案结事了目标和社会引领功能。同时，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也是实现填补规则公平合理的重要保障，这在《唐律疏议》中有明确体现。

因此，行政审判一方面不能超越被诉行政行为的范围而审查其他内容。在上述解释过程中，要注重挖掘立法原意。从个案公正看，现实主义相对于形式主义也具有一定优势。裁判本身是为实现某种价值、追求某种理想的活动。

第二，行政审判涉及对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的平衡，对行政机关来说，要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这是需要跨界参与刑事审判的民商事和行政法官特别注意的。裁判思维是每位法官在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判时都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探讨裁判思维就是要探讨其基本规律。毋庸置疑，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和思维先见，诚如同样的液体放在不一样颜色的容器里，其对外呈现的颜色必然会有差异，法官主观上的偏见也会对裁判的形成造成影响。

而美国裁判制度的灵活性，能够更好与现实相协调。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进路并不特别强调严格遵守规则主义。

三是商事审判思维特点。三、裁判效果的考量 任何裁判的作出都不是通过简单推理就能完成的。

我国司法审判受大陆法系影响相对较深，目前各级人民法院一般都设有刑事审判庭、民商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不同审判庭，法官亦相对术业有专攻。二、裁判思维模式的兼容 一般而言，英美法系法官并不严格区分审判领域，各类案件都可以审理（当然，现在随着案件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英美法系法官也有相对分工）。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的现实主义学派。当然，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有一定的误读，过分夸大了非规范的超越法律的方面。商事审判要有效规制不正当竞争，依法制裁垄断行为，着力维护竞争秩序，促进完善竞争制度，为广大商主体自由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第四，行政审判必须对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专业判断给予必要尊重。

特别是在目前一些法律规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背景下，通过利益衡量进行适当填补，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一方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亏得倾家荡产的现象。与此同时，部分法律规范本身存在解释弹性，这也为法官实现社会效果最大化提供了空间。

笔者认为，有效缩短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思维差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侦查人员更多地旁听庭审，现场感受刑事法官的思维习惯和辩护律师的咄咄逼人。另一种是社会对法律规定产生了误解，进而导致对适用该法律规定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也产生误解。

法律关于定罪和刑罚的规定，法官无权填补、类推，对此不能越雷池半步。相比于传统或狭义民事关系而言，商事关系更多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盈利性和营业性，具有强烈的竞争性，且凡是从事商事活动的主体都假定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当然，刑事审判的上述思维方式并不适用于民商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但如果民商事法官、行政法官参与审理刑事案件，则首先必须了解、认可上述思维方式。一是裁判思维的主要分类。社会效果的最大化必须在法律规则范围内实现，不能为了实现某方面的社会效果而突破法律底线。二是民事审判思维特点。

在商事审判中，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对效益的保护本身就是对公平的追求。第四，要讲求方式方法，伟大判决的背后都隐藏着高超的智慧，有时甚至需要以退为进。

在此情况下，法官首先要坚守法律底线，不能为了迎合社会的错误认知而放弃严格司法。要高度重视法律规范的正确解释，逐步建立法律规范的解释规则。

这是行政审判中的又一思维特点。正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通常需要法官在司法中进行补充、矫正、完善。

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只要交易符合形式要件，即可依法认定。有的人用社会效果否定法律效果，有的人则用法律效果否定社会效果。再次，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法律解释方法。比如，我们强调商事案件要注重保护交易安全，但并不能因此而不顾对其他价值的保护。

认知思维是指认识一个事物是什么，情动思维是要实现某种目的。另一方面，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主管机关的法优于非主管机关的法，这也是法律解释需要遵循的重要规则。

对此，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种是法官误读了法律规定，裁判本身确有问题，对此要敢于认错纠错，通过法定程序矫正错误裁判。三是统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必须承认的是，不同审判背景的法官在裁判思维上存在一定差异，有时还比较明显。当通过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仍不能确定规范含义时，则要考虑其他解释方法，甚至要考虑综合运用几种解释方式。